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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笑珍:MIT“初心”初探——基于产教融合的视角
2021-10-19 13:41  

摘要:引领MIT成为工程教育集大成者之道在于“秉承初心”。MIT“初心”聚焦于生产-传播-转化“有用知识”基本原则,立足于大学-企业间的紧密关系,驱动科学-技术-产业-区域互动融合发展,催生新兴科技产业,顺应-推进-引领产业技术变革,开创科学型区域新经济模式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MIT追寻“如何通过科技进步来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工程教育根本问题,通过整合集成四类大学模式素材,植根于产业技术变革、科技革命、区域发展挑战与诉求,演化为契合工程教育本质的“新式教育”,凝炼为契合不同时代诉求的“形神合一”的工程教育范式,引领MIT在“变”与“不变”中创造未来,深入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大学发展模式及区域科技政策,远超出传统高等工程教育范式范畴。

关键词:MIT 初心 产教融合 高等工程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MIT成功之道在于“秉承初心”,与时俱进。“初心”是MIT创校之构想,后历经百年高等工程教育发展实践,持续完善、丰富、深入、提升、拓展,最终凝炼升华为完备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论和实践相融合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引领MIT成为工程教育领先者,进而演进为契合时代需求及工程教育本质的各类“形神合一”工程教育范式,开创创业型大学模式。

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迥异之处在于:MIT自始至终将大学-企业的紧密关系作为“初心”的基因、历次发展战略转型及教育教学变革与实现路径的载体,发展成为与产业紧密联系的渗透性机构(permeable institutions),将与产业联系制度化并扩大到其他大学无法比拟程度的学府,服务产业成为院校文化的中心部分,与产业的关系被视为学术界与商业界伙伴关系的代表和范式。

基于产教融合视角,探究MIT“初心”,深达MIT历次重大变革与创新内在机理,深入系统解析MIT教育的内在逻辑,有助于从整体上系统认知、借鉴、效仿MIT嬗变与创新成功之道,切实有效推进工程教育范式新转型。

本文追寻MIT“初心”演进历史脉络,以产教融合理论为分析框架,聚焦MIT重大变革与转型,探究其面对外部环境变化与挑战实施的历次“大胆变革”(bold change)的“新式教育”,提取“初心”关键主题,力图全面系统阐释“初心”来源、演进脉络、路径、内涵、特质,为新工科运动再认识、再深入、再拓展、再出发,提供可借鉴的工程教育范式嬗变与创新范本。

二、MIT“初心”的起源与灵感来源

首任校长威廉·巴顿·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 是创建MIT的灵魂人物。受当时社会实践和学术理论双重影响——罗杰斯称之为来自“现代理念的灵感”,构思了“新式教育”——将科学与技术教育融合为一体,提供理想的实用性教育形式,不同于古典学院或大学的“新式教育”,创办一所新式教育机构——“讲授实用工艺的多科技术学校”,实践“新式教育”理念,这是MIT“初心”的起源。在随后一个半世纪中,MIT吸收不同时期“现代理念灵感”,不断充实、改进、深化、完善、提升、拓展这一教育理念,最终凝炼为不同时期引领美国乃至全球工程教育的“MIT范式”,进一步演化为高等工程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

具体说来,MIT“初心”灵感主要来自社会需求、学术理念实践、学术理论与大学模式,其中,四类大学模式的卓越特质奠定MIT“新式教育”的基础部分。

1. 社会需求与学术理念实践层面

美国19世纪初开始快速进入工业化时期,对受过系统训练的优质工程师需求越来越大,工程技术教育拥有广阔前景,为创建MIT培养工程技术人才,提供了社会需求基础。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社会开始将科学知识运用于工程实践,罗杰斯非常赞赏这种方式,为构思新式学校提供了学术理念实践例证基础。

2. 学术理论与大学模式层面

罗杰斯将MIT定位为“应用科学”型技术大学,整合、集成了四类大学模式:欧洲中世纪以教学为首要使命的古典文化类大学、欧洲多科性技术工程学院、德国研究型大学和美国赠地大学。

MIT承袭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特质——注重培养工程师“绅士品格”,奠定“绅士”品格精英工程师人才理念,赋予工程技术学位更高学术地位与职业尊严,解决了人文与技术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提升毕业生职业尊严与社会地位。

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多科性技术工程学院,将工程技术型人才培养建立在纯科学基础上,培养工程领导者,开创大学建立实验室训练工程技术人才的先河,成为MIT实施“新式教育”、构建理工兼具精英型工程人才培养范式的来源。德国研究型大学偏重基础性原创研究的学术风格与学术传统,被MIT通过历次变革,吸收并凝炼进大学发展范式,使得其教育既具有很强科学基础,又具有独特人文取向。赠地学院以解决真实问题为导向、服务区域社会需求的大学职能导向、产学研一体化教育教学范式,为服务区域发展需求特性提供灵感来源——将区域发展需求植入发展战略、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设立产教合作研发实验基地并合作开发课程,基于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社会需求导向的科研活动与人才培养。

罗杰斯及同盟者将这四类相互冲突元素整合-集成-融合-重塑,演化为MIT“初心”的基本框架。MIT历次发展战略及工程教育范式转型,都是在汲取各类大学模式特质后整合外部大工程背景各要素,将其融合为一体,转化为转型元素,逐步凝炼为独特的“新式教育”形式。

三、MIT“初心”演进历史脉络

MIT“初心”演进的历史脉络分为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处理与外部其他社会系统间的关系,包括大学-区域、大学-企业、大学-政府的紧密关系,其核心是构建牢固的大学-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第二条主线是内部发展战略及教育教学范式演进,基于外部产业变革及其他社会环境变化,整合外部区域发展战略及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实施“大胆的”“新式教育”变革。两条主线在制定发展战略框架及教育教学变革实践层面是合二为一的。

1. 罗杰斯奠定“初心”雏形

19世纪60年代,首任校长威廉·巴顿·罗杰斯等创建MIT,实施“新式教育”——以科学为基础的实用技术教育,设想通过构建大学-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推进马萨诸塞州区域经济发展,“初心”萌芽与生成,奠定“新式教育”雏形。之后经过前八任校长的努力,历经半个世纪曲折而独特发展轨迹,发展成为科学技术型学院。20世纪初,发展为美国唯一进行重大研究并达到国家声誉的独立工程学院,“初心”逐渐成型。事实证明:罗杰斯坚持既动手又动脑的“新式教育”有助于加速美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催生无数创新和工业先驱,深刻影响以现代实验室为基础的工程科学教育方法,“MIT最终成为美国从手工业到专业教育这一根本性教育转变的中心,这种转变对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强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2. “初心”要素具体化,奠定MIT整体发展战略框架及路径

20世纪30年代开始,第九任校长卡尔·泰勒·康普顿(Karl Taylor Compton)及副校长兼工程学院院长凡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等从发展战略及具体发展路径层面,将“新式教育”构想全面具体化,推动MIT全面向研究型大学转型。193066日,康普顿校长就任演说明确阐述了MIT教育思想:MIT的发展目标是发展科学及其科学应用,与人才培养结合,开展持续的学习和研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康普顿引用罗杰斯“新式教育”的阐释重申了MIT教育理念,重新定位发展战略:成为工程教育领域的领军者。康普顿上任后,采取一系列关联举措,对MIT进行彻底变革,此即被国内诸多论文阐释的康普顿变革“外形”的关键主题:经济大萧条、MIT财政危机、理工结合、应用研究、创新创业教育等系列教育教学改革设计,成功转型为研究型大学。MIT与企业的关系拓展为政府-大学-企业之间的三螺旋关系,引领-推进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新式教育”。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詹姆斯·基利安(James R.Killian)接任康普顿成为第十任校长后,延续并深化康普顿教育理念与发展路径并进一步完善,相继创建人文和社会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推动向以工程技术为优势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转型。自此,科学研究精神与科学文化扎根,MIT技术型色彩逐渐淡化,科学性逐渐浓厚。

MIT全面转型为研究型大学获得巨大成功,1934年跻身美国精英大学之列,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开花结果,诸多领域持续引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前沿。

3. “初心”要素整合-集成-系统化-重塑,演化为完备的“大工程”教育思想和实践融合体系

MIT全面转型为研究型大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产生了消极后果:制造了工程学院和产业技术实践之间的鸿沟,大学与企业、理论与工程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逐渐疏离[10],且愈演愈烈,至20世纪70年代,大学-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密,引发美国社会尤其是产业界的强烈不满。

为扭转这一状况,20世纪八九十年代,MIT根据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界诉求,为确保工程声誉——“现代工程教育”领军者地位,第十五任校长查尔斯·维斯特(Charles M. Vest)及前工程学院院长兼教务长莫尔(Joel Moses)等提出“集成工程教育”(Integrative Education in Engineering)、“回归工程实践”和“MIT再造”工程教育理念。MIT工程学院实施“大E工程”(engineering with a big E)变革,开启并引领美国“回归工程运动”。这次工程教育变革实践演进为完备的“大E工程”教育理念及范式:科学-技术-非技术-工程实践等要素整合-集成-重塑为一体的工程教育思想及工程教育实践体系。至此,MIT“初心”演进为完备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体系,大学-企业之间重新建立紧密关系,政府-大学-企业之间三螺旋关系得到延续与深化,顺应-推进-引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新式教育”。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E工程”变革重塑大学-企业的紧密关系,共同推动美国尖端技术民用化、商业化、市场化,获得巨大成功,在美国重新夺回全球高科技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4. “初心”再深化与拓展

进入21世纪,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来临,为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乃至全球历史使命,“初心”内涵与外延均进入新的深化拓展期,各要素重新整合集成与融合。20131121日,MIT未来教育工作组发布《共同重塑MIT未来教育报告》,指导开启工程教育范式新转型(NEET)。20175月,相继发布并推进NEET计划及《MIT全球战略计划》,重新将发展战略定位为全球影响力驱动的研究型大学,大学-企业的关系深度融合,共建科创型经济模式,开启顺应-推进-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新式教育”。

四、MIT“初心”内涵与特征

19世纪60年代罗杰斯提出MIT“初心”构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康普顿等全面具体化,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演进为工程教育要素整合与集成“大E工程”范式,21世纪NEET变革与全球发展战略计划,历经一个半世纪,历任校长及MIT人秉承“初心”,大胆实施“新式教育”变革,最终演化为完备而系统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教育哲学体系。

1. “初心”内涵

MIT“初心”聚焦“有用知识”基本原则,立足于大学-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驱动科学-技术-产业-区域互动融合发展,催生新兴科技产业,顺应-推进-引领产业技术变革,开创科学型区域新经济模式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初心”通过整合集成四类大学模式素材,植根于产业技术变革、科技革命、区域发展挑战与诉求,演化为契合工程教育本质和时代诉求的“新式教育”,凝炼为契合不同时代需求的“形神合一”工程教育范式,引领MIT在“变”与“不变”中创造未来。

MIT“初心”追寻的是“如何以科学进步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工程教育根本问题,其逻辑构思是科学研究-实际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创建新技术公司-催生新兴技术产业-推进区域科技型经济发展。这六个目标是非线性的,空间上是并列的,既高度关联,相互支撑,又突出核心优势。科学研究本身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学术实践活动的起始,科学研究为应用开发提供理论支撑,实际应用植根于科学研究之中;以科学原理的核心知识为基础进行技术开发与技术方法创新,创建新技术公司,推进产业技术革新,验证并开发科学原理的核心知识,造福社会,催生新兴技术产业,进而推动区域科技型经济发展,实现大学与区域互动共生,这是“初心”的终极目标。MIT推动的历次变革与战略转型及系列教育教学改革举措的内在逻辑,均是为了实现此构想,如图1所示。

1  MIT“初心”逻辑构思与发展路径

具体包含学术层面及大学与外部社会系统关系两个层面内容:

“初心”体现在学术层面,主要是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工程实践之间的平衡与融合,核心要素是科学与技术融合发展,这是MIT成为全球历任工程教育领导者、引领全球工程教育新方向的关键所在,构成核心竞争力的主体部分。科学与技术融合发展基本原则是“有用的知识”,是自始至终秉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MIT“初心”的核心素材。“有用的知识”原则是“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知识的有用性”指知识的实用性目的,契合某个社会情境的特定价值诉求,是工程教育知识体与科学知识体之间的本质区别。科学探索是以发现知识为目的,这个知识是否“有用”是不特定的,而工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都是基于知识“有用性”目的,换言之,MIT创校之“初心”本身就契合工程教育的内在本质。MIT判断“有用知识”的基准是科学知识中具备商业开发潜力和技术创新的核心知识原理。科学与技术融合的具体路径是通过建立大学-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推动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平衡与融合,确保MIT教育与研究的“有用性”。因此,MIT在大学运行机制设计层面,采取不同于其他大学的学术治理模式——直接创建或参与创建科技型企业,期望大学学术属性与科技公司的经济属性获得同等社会认可。

MIT“初心”体现在与大学外部社会系统关系层面,主要是两个维度:一是构筑大学-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在确保MIT自身学术独立性和学术声望以及大学自主性前提下,自始至终与企业持续保持良性互动关系,确保大学-产业互动融合发展,使大学学术职能与经济职能同时实现,推进区域科学型新经济发展,而大学-企业的紧密关系是MIT制定并实施发展战略及历次变革得以推进的载体;二是MIT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融合与平衡,将区域发展战略要素植入自身发展战略,作为发展战略的驱动力及有机组成部分,实现大学与区域互动融合发展。

2. “初心”的特征

MIT“初心”的特征是: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手脑并用”,突出实验室技术教学法及体验式学习;科学与技术融合;技术教育人文化;传统学术使命与新增经济使命的平衡与融合。

第一,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手脑并用”,突出实验室技术教学法及体验式学习。“新式教育”的核心是同时从科学原理与工程实践层面培养学生,先让学生掌握科学理论,然后通过实验室教学和体验式学习,继续学习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实用”课程,从而将科学原理与工程实践联系起来,使学生兼具科学原理与工程实践素养。直观表达是校训“脑与手”(Mens et Manus)、“科学与工艺”(science and arts)、科学家+工程师,这是“新式教育”的精髓。“手脑并用”、突出实验室技术教学法及体验式学习的“新式教育”与19世纪中期理论与实践二元化及引经据典和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正因为“初心”精准抓住了工程教育本质,继任领导者秉承“初心”,从未改弦易辙,成就了今天的MIT

第二,科学与技术融合。罗杰斯坚定相信:能产生“真实的和永久的价值”的教育,必须包含科学训练,系统理解自然规律是改进产业技术的前提,任何产业技术进步都是如此。他在起草1860MIT大宪章》中写道:“任何实用工业部门,无论建筑、制造或者农业,在没有理解这些部门与物质世界真实联系及内部蕴含规律之前,是不可能被更好操作或得到改进的,因此,可以说,科学教育才能使熟练工人发挥巨大作用,产生巨大物质价值……学校需要开设全方位教学课程,涵盖与建设机械、动力应用、制造、机械和化工、电板和胶片印刷、矿产开发、工程、动力和农业等产业领域直接相关的客观知识。”抛弃科学原理指导的生产技术改进,是盲目的“瞎子实验”。

罗杰斯聚焦“有用的知识”,实施以科学为基础的实用技术教育,“科学原理是细节和技艺的基础,能解释所有细枝末节……依我之见,科学技术学府唯一且真正的教育价值在于教学那些对自然界提供合理解释的纯科学原则,而不是那些在工作坊中学到的琐碎细节或工艺。”卡尔·康普顿19306月就职演说中引用并重申了这一理念,据此推动MIT全面向研究型大学转型。

罗杰斯设想的MIT是一所全新的、以科学为基础、与企业密切联系、推动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实用技术型学府,既不同于当时培养技工的技术教育机构,也不同于培养“绅士”品格的英式古典文科型大学,工程科学基础与专门技术教育是必须接受的两类教育,这种教育能将扎实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学习和实用学科亲身实践融合,开展新式的、以实验为基础的教学体系。这样科学家能通过对物理世界规律的理解,为各行业工程师提供理论基础和统一框架,“应用科学”这一具有辨识度的概念将MIT与当时更具实用性技术的工程学校区别开来,决定了MIT教育的独特基因。

科学与技术融合发展,既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也是为科学自身在教育领域开辟新的出路。但两者发展路径不同,且受各种要素制约,实践层面实现两者融合并非易事。罗杰斯秉承实用技术教育哲学,以实验室教学法推动科学和技术融合。[21] 这种植根于科学基础的应用科学教育和研究,使MIT能引领科学与技术创新潮流,转型为工程教育领先者。MIT历次变革思路是将科学研究精神与科学研究方法渗入实用技术发展,以科学为基础开展实用技术的“新式教育”。如今,科学精神已成为MIT核心文化的一部分。

第三,技术教育人文化。“新式教育”专注以科学为基础,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完备实用技术教育。罗杰斯及其同事和继任者奉行这样的教育理念:完善以数学、物理以及自然学科、英语和其他语言、心理和政治学为基础的通识教育,为适应社会各方面做好准备……MIT不只是一所职业技术院校,而是立足于能培养从事科学工作和工程建设的专业人才。因此,必须为学生开设完整基础课程,同时通过训练让毕业生熟练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健全而完备的教育体系必须包括科学和人文教育,使学生受到全面教育,但不能过分强调自然科学和传统文学课程的“崇高荣誉”而牺牲实用性应用工程课程和环节,需确保“实用性技术教育这个核心”。

罗杰斯搁置了十九世纪美国学术界关于人文教育、科学教育、技术教育相对价值的争议与分歧,希望MIT是科学-技术-人文三者并重且融合的,科学教育为技术提供有效及有价值的实践指导,人文教育将技术提高到社会道德及社会文化层面。詹姆斯·基利安明确主张以纯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两个焦点”为MIT发展战略理念基础。MIT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不是为了探索无止境的科学前沿,而是为了解决实用技术问题而溯源基础科学原理研究,技术教育不仅限于工程技术实践层面,而是为培养产业领导者做好充分准备的教育,因此,用文科结合实用学科培养学生,以提升工程师人文品格,确保毕业生成为行业领导者而非单一技术人员。MIT的文科同样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古典人文学科,是实用性文科,即技术教育人文化。工程技术是“形而下”物质活动,人文社会科学赋予工程技术“形而上”精神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将实用技术教育提升到更高层次目标——提升学生道德,完善人格,“将那些想法很实际的学生引导到宽阔和高尚的层次,大自然的规律将指引人的心灵……使他们将生涯中的日常琐事与他们身边伟大的物质力量联系起来。”

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整合、集成、融合的过程历经多次变革,最终达成平衡与融合——大E工程范式,现正进行新的集成与重塑。如今,MIT科学、工程技术、人文学科演进为五大学院,科学-技术-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多次整合、集成、融合,关联互动,突出“有用的技术教育”核心要素,最终形成核心实力:“人们普遍认为,五大学院的知识既保持多样性,但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构成MIT实力的核心实力来源,对于希望效仿MIT在研究和创业方面的潜在国际合作伙伴来说,这是值得关注的重要信息。”

科学与人文、技术高度融合,已成为MIT代代相传的精神文化遗产:教育仅要求精确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紧紧抓住最高理想。科学不仅是一种精确的工作,更是一种崇高的、追求完美的理想,经过科学教育塑造出来的人,善于以科学的精神从事工作,自然科学教育和研究不仅发展人的心智,同时也发展人的公共品质。MIT奠定了美国工程教育纯科学、应用科学、人文社会学科紧密结合的美国工程教育传统。

技术教育人文化,既解决技术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使得MIT毕业生通过学习古典的人文主义课程,具备学术性特质与资格,成为既具备工程实践能力,又具备英式教育思想深度和绅士品格、享有绅士地位、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型工程师,以区别于纯技术类工程师。

第四,传统学术职能与经济职能的平衡与融合。20世纪30年代开始,MIT从制度层面系统引入企业咨询制度、专利权制度、创建风险基金、以研究成果为基础创建新技术公司等举措,意味着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知识会被迅速开发、不断更新和修正,以保障利益最大化,为研究型大学转型提供巨额资金支撑,开创了现代大学的经济职能,这与大学传统学术职能与使命之间必然产生冲突,招致各种争议与分歧。但MIT引入经济手段、金融手段解决学术发展必需的财政资金时,用罗杰斯奉行的折衷主义哲学思想与平衡主义策略,历经种种争议、冲突、协商、折中、平衡之后,最终智慧化设计、大胆开创大学治理制度与运行机制,使大学传统学术职能与新经济职能之间达到平衡与融合,消解了大胆变革的消极因素,重新定义了大学现代职能与新使命——秉承中世纪传统大学学术职能,同时承担经济职能。

19世纪中叶,威廉·巴顿·罗杰斯确立了MIT“初心”三项基本原则,即有用知识的教育价值、“做中学”、专业化教育,后被提炼为“十一项MIT 原则”,升华为MIT核心价值体系。MIT“初心”教育哲学思想体系影响深远:重新定义了大学的内涵、职能与使命,开创创业型大学模式,催生区域新型科技型经济模式,深入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大学发展模式及区域科技政策,远超出传统高等工程教育范式的范畴。MIT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中整合各类资源要素,设计实现“初心”机制与路径,是后续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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